1968 年的春天，陕西汉中留坝县的山花开得正艳。我出生在马道镇一个叫 “徐家沟” 的山村，地无三尺平，出门就是爬坡。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一辈子没走出过县城，却总在我耳边念叨：“超娃，咱这山沟养不住人，你将来一定要出去。”
家里四个孩子，我是老大。7 岁那年，我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，走一个半小时山路去公社上小学。教室是土坯房，课桌是裂开的木板，老师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。但我学得格外卖力，父亲说：“读书是咱穷人唯一的出路。”
1984 年初中毕业，我考上了隔壁镇的高中，却在报到前一夜撕了录取通知书。母亲在油灯下哭：“超娃，你咋这么傻？” 我望着炕桌上弟弟妹妹的课本，咬着牙说：“娘，家里供不起，我去挣钱供他们。”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只能在山里刨食了。
1986 年冬天，征兵的消息传到村里。我揣着两个窝窝头，走了四十里山路去公社报名，却因为体重不够被刷了下来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坐在汉江边上哭了一下午，江水冻得结了薄冰，像我冰凉的心。1987 年冬天，我又去了这次我揣着母亲煮的鸡蛋，硬是在报名前多吃了三个，又猛灌了一肚子水，就这样憋着尿体检，不过幸运的是总算过了体检这一关，随后的政审，家访等环节也顺利通过。
展开剩余88%拿到《入伍通知书》那天，父亲把他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塞给我：“在部队好好干，别惦记家。” 我抱着收音机，在院子里给父母磕了三个头，背上背包走出了徐家沟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这一走，不仅走出了山沟，更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。
内蒙古的边防比想象中苦。我们驻守在中蒙边境，冬天零下三四十度，巡逻时睫毛都能冻成冰碴。我的任务是防范走私和非法越境，每天要在雪地里走几十里，枪膛冻得拉不开栓，就用体温焐热。
当新兵的第一个冬天，我因为冻伤住进了卫生队。班长来看我，从兜里掏出个苹果：“建超，咱当兵的，这点苦算啥？” 那个苹果冻得硬邦邦，我啃得眼泪直流，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苹果。
1988 年夏天，我们配合地方搜捕一伙走私犯。在草原上追了三天三夜，水喝完了就喝露水，干粮吃完了就啃草根。最后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堵住了他们，我凭着在山里练出的灵活身手，第一个冲进去按住了头目。那年年底，我入了党，还升了副班长。
1989 年冬天，我成了班长。手下有六个新兵，最小的才 17 岁，想家想得直哭。我把母亲寄来的腊肉分给他们，给他们讲徐家沟的故事，告诉他们：“咱当兵的，要把想家的力气用在训练上。” 那两年我们班拿了三次 “先进班集体”，墙上的奖状贴满了一面墙。
1991 年 12 月，我退伍了。五年军旅生涯，我没立过大功，没学过技术，只带回了 320 块退伍费、医疗补贴和攒的津贴。
离开营区那天，战友们送我到车站，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建超，到了地方好好干，别给咱边防兵丢人。” 火车开动时，我望着窗外的草原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那里有我最热血的青春。
1991 年 12 月的汉中，飘着细碎的雪花。我从火车站出来，步行去汉运司买回家的车票。候车室里挤满了人，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味和汗味。我攥着兜里的 320 块钱，心里盘算着：给父母买两斤红糖，给弟弟妹妹买几本作业本。
就在我排队买票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哭喊：“我的钱！我的钱被偷了！” 我回头一看，一个穿着蓝色棉袄的大爷蹲在地上，双手抓着头发，肩膀抖得厉害。他的棉袄袖口磨破了，毛衣领子上有个洞，一看就是苦日子过来的人。
保卫人员过来登记，大爷哽咽着说：“我要去西乡投亲，钱装在手帕里，藏在棉袄内袋，咋就没了呢？”
周围的人议论纷纷，有人说 “车站小偷多”，有人说 “这人看着就老实，咋这么倒霉”，却没人上前帮忙。
我看着大爷，突然想起了父亲。父亲也是这个年纪，也是这么老实巴交，要是他出门遇到这事，该多着急？我摸了摸兜里的钱，咬了咬牙走过去：“大爷，您去西乡？” 他抬起头，眼睛红得像兔子：“是啊，闺女让我去过年。”
“我帮您买票。” 我没多想，拉着他去售票窗口，买了一张汉中到西乡的车票，又从兜里掏出 15 块钱：“大爷，这钱您拿着路上买吃的。” 他愣了半天，突然抓住我的手：“娃啊，你叫啥？家住哪？我一定要还你！”
我被他攥得生疼，笑着说：“大爷，不用还，谁出门还没个难处？” 他却不依，非要我留下地址。我拗不过他，就在他的烟盒纸上写下：“留坝县马道镇徐家沟 徐建超”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烟盒纸折好，塞在内袋里，拍了又拍：“娃，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会保佑你的。”
车上的人有人说我傻，有些人还说这个老爷子是惯犯了，经常在这里行骗，我肯定是被他骗了，老人拿到车票后肯定会转手卖给其他人。
对此我不以为然，我始终不相信老爷爷是骗子。
那天我坐上车，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，心里暖暖的。在部队五年，我们帮驻地老乡挑水、种地、修房子，班长说：“当兵的，就是要帮老百姓。” 我觉得这点小事，不算啥。
回家过年后，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二弟在学木匠，三弟上初二，小妹上小学，家里的开销全靠我。母亲总在夜里叹气：“超娃，是家里拖累了你。” 我笑着说：“娘，我是老大，该我扛。”
1992 年春天，我去汉中城里找活干。在黄家塘的货运站找到了卸货的活，每天扛大包，累得倒头就睡，一天能挣 15 块。有次我扛着一百多斤的化肥，脚下一滑摔在地上，化肥撒了一身，老板还骂我笨。我躺在地上，望着灰蒙蒙的天，突然想起内蒙古的草原，那时虽然冷心里却亮堂。
干了一年，我跟着老乡去了广州。在制衣厂上班，每天干十二个小时，流水线转得像风火轮。我负责钉纽扣，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洞，下班时连筷子都握不住。半年后，我的腰出了问题，疼得直不起来，只好辞了职。
在出租屋里躺了半个月，我去找了份仓库保安的活。工资不高，但清闲，能趁机学点东西。仓库里有个叉车司机老常，也是退伍军人，我就缠着他教我开叉车。老常被我磨得没办法，趁没人时偷偷教我：“建超，咱当兵的，就得有股韧劲。”
1994 年夏天，我考到了叉车证，进了一家电子厂开叉车。工资涨到了每月 800 块，我终于能给家里寄更多钱了。三弟写信说：“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考上大学。” 小妹也寄来她的奖状，说要向我学习。我把信揣在兜里，开叉车时都觉得浑身是劲。
可日子刚有起色，麻烦就来了。1996 年春节回家，二弟带着怀孕的对象上门，女方家要 5000 块彩礼，不然就去告他。
母亲急得直哭，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一句话不说。我把攒的 3000 块全拿出来，又找战友借了 2000，总算把这事了了。
送二弟去女方家那天，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28 岁的我，没房没存款，还是个大龄青年，父母急得托人给我介绍对象，可人家一听我要供两个学生，都摇头。我望着徐家沟的方向，第一次觉得人生这么难。
离开家的前一天，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信。信封上的地址是 “留坝县马道镇徐家沟 徐建超收”，寄信人是 “汉中汉台 胡勇”。我愣了半天，想不起这是谁。
拆开信，里面掉出一张 50 块钱和一张纸条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却写得很认真：“建超娃，五年前在汽车站多亏你帮忙，我找了你五年才找到地址。
这点钱你一定要收下，不然我心里不安。如果你方便，正月十六来汉中汉白路‘胡记面皮店’，咱爷俩见一面。”
我突然想起那个穿蓝色棉袄的大爷！原来他叫胡勇。拿着信我心里又暖又酸，其实我早把这事忘了，他却记了五年，还费这么大劲找我。
正月十六那天，我坐最早的班车去了汉中。汉白路上的 “胡记面皮店” 不大，门口支着两口锅，一个穿着围裙的姑娘正在烙面皮，香气飘出老远。看到我进来，姑娘笑着问：“您是徐建超大哥吧？我爹等您半天了。”
里屋走出个大爷，头发白了不少，却精神矍铄。一见到我，他就拉着我的手：“建超娃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！” 他就是胡勇这五年，他一直在找我。
原来那天我帮他买票后，他去西乡过了年，却把写着我地址的烟盒纸弄丢了。他只记得我叫徐建超，是留坝马道的，就每年春节给马道的两个村子寄信，直到今年年初，才有个老乡告诉他：“徐家沟是有个徐建超，在广州打工。”
“建超娃，你是好人啊。” 胡大爷给我端来一碗热面皮，“我小女儿胡丹，前两年离婚了，现在跟我开这个店。她人勤快，心眼好，就是命苦……”
正说着，刚才烙面皮的姑娘进来了，脸颊红扑扑的，手里端着一盘炒花生。“这是我闺女胡丹。” 胡大爷介绍道。胡丹冲我笑了笑，眼睛弯得像月牙：“徐大哥，常听我爹提起你。”
那天我们聊了很久，我讲了这五年的打工路，他讲了胡丹的遭遇。胡丹初中毕业后去西乡帮厨，嫁给了一个供销社职工，没想到对方好赌还家暴，她硬气地离了婚，带着积蓄回汉中开了这家店。
临走时，胡大爷突然说：“建超娃，你觉得小丹咋样？我看你俩挺合适的，如果你不嫌弃她二婚，我赞成你们处对象。” 我愣在原地，胡丹红着脸跑了出去，店里的炉火 “噼啪” 响，我的心跳得像打鼓。
回广州的火车上，我满脑子都是胡丹的笑脸。她烙面皮时专注的样子，给我端花生时羞涩的样子，都刻在了我心里。半个月后，我鼓足勇气给她写了封信，把从小到大的经历、打工的苦乐、家里的负担，一股脑全说了。
没想到，胡丹很快就回信了。她说：“建超哥，我不嫌你家负担重，也不怕吃苦，只要两个人心齐，日子总会好的。” 信里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，穿着的确良衬衫，笑得阳光灿烂。
我们开始通信，一封又一封。她跟我说店里的生意，说汉中的变化；我跟她说厂里的趣事，说广州的繁华。信纸成了我们之间的桥，跨越千里，把两颗心连在了一起。
1997 年春节，我提前回了家。在面皮店里，我和胡丹说了很多心里话。她说：“建超哥，我跟你走，去广州也行，留汉中也行。” 我说：“小丹，我会对你好一辈子。”
正月初八，我们领证结婚了。没有大操大办，只请了几个亲戚，胡大爷给我们做了一桌子菜，喝到兴头上，他抹着眼泪说：“小丹，你总算找对人了。” 我给父母说胡丹是初婚，怕他们老思想想不开，胡丹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以后他们会知道的。”
婚后，胡丹继续在汉中开店，我回广州打工。我们商量好，等她房租到期就去广州，开家陕西面皮店。1997 年 8 月，三弟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，胡丹特意回徐家沟给他办了升学酒，在酒席上，她给弟媳塞了个红包：“好好养身子，孩子出生我来帮忙。”
10 月份，胡丹来了广州。我们在制衣厂附近租了个小门面，“胡记面皮店” 开张那天，老乡们都来捧场。胡丹的面皮筋道，调料正宗，很快就火了起来。每天我下班就去店里帮忙，揉面、洗碗、收账，虽然累，心里却甜滋滋的。
1998 年 9 月，儿子出生了，我们给他取名 “徐缘”，意思是缘分的缘。胡大爷也来广州帮我们看孩子，一家三代挤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，却其乐融融。1999 年夏天，小妹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，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她给胡丹打电话：“嫂子，谢谢你和我哥供我。”
2000 年，我们把面皮店搬到了深圳，生意越做越好。2010 年，我们在深圳买了房，把父母也接了过来。父亲看着阳台上的花，笑着说：“超娃，你真走出山沟了。”
2020 年，因为疫情，我们关了深圳的店，回了汉中。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，胡大爷 85 岁了，每天还去店里帮着择菜，耳朵有点背，却总爱跟客人说：“我这女婿，是当年一张车票换来的好人！”
去年冬天，我和胡丹回了趟徐家沟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水还是那条水，只是土路修成了水泥路。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胡丹笑着说：“当年你帮我爹买票时，想过会有今天吗？” 我握着她的手，看着远处的雪山：“没想过，但我知道，好人总有好报。”
书桌里的车票存根已经泛黄，信纸上的字迹也淡了，但那份善意带来的缘分，却在岁月里生了根，发了芽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个不经意的善举，往往会开出最甜的花，结出最暖的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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